古蹟

   九龍寨城公園     李鄭屋漢墓     宋王台

發現及發掘

李鄭屋漢墓的發現,與許多其他古跡的發現過程相類,就是在建築工程中被發現。

1955年8月初,香港政府正在深水區實行大規模徙置區計劃,包括清拆木屋、夷平山地和興建徙置區大廈。當工人在夷平東京街北端一座小山丘時,就發現了這座意義重大的古墓。

工人馬上報知政府,而政府亦迅速行動,由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林仰山教授,親率該校師生和工務局人員,發掘及清理古墓,又由政府測量人員製圖。

 

在發掘工作完成後,政府為更能妥善保存古墓及其文物,在墓室加鋪鋼筋水泥外殼,以防損壞,並在墓旁興建陳列室展覽文物,又將附近建為公園。

 

 

地理環境

古墓位於九龍半島西北岸一個海蝕階地上,原本是在臨海的位置,但因多次填海及土地擴展工程,現在的海岸線已大為推前,與古墓相距超過一千米。

在古墓及其公園四周,都興建了住宅及工廠,人車往還,形成新舊的強烈對比。


 

李鄭屋漢墓的結構特色

李鄭屋漢墓的結構大致上呈一個十字形,但並不是一個對正的十字形,因為從高處看漢墓的結構,其底部是有少許傾斜。從橫面這個角度望過去,漢墓的頂部是凸出來的,基於這個因素,從漢墓內部看,其頂部是用磚頭而建造的圓形墓頂,這亦是李鄭屋漢墓的一大特色。現在墓內放了一塊大鏡,其作用便是讓遊人清楚看到這圓頂形的特色。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整個漢墓總共有四個墓室,分別是前、後、左、右四個墓室及一條羨道,故此漢墓呈十字形。前墓室便是漢墓的正中央,其底部呈一個正方形,而頂部則是圓形。後、左、右墓室則是向四圍伸出的部份,三個墓室的底部則是呈長方形,而頂部則是單券頂。值得一提的是在後墓室的盡頭有一個入了牆的小龕,當參觀墓室時要留神一點,要不是便會看不到。而羨道則是指進入墓室的通道,其位置在前墓室的後端。但有一點可惜的是當考古隊發掘墓室時,發現羨道位置已經破爛不堪,可能是二千多年的侵蝕或其他因素,故令到我們無法知道東漢時封墓的實際情形是怎樣的。

 

出土遺物

現存出土遺物共58件,主要分為陶器及銅器兩大類。陶器有罐、釜、鼎、尊、扈、豆等共27件,殘陶器2件,陶製模型7件,陶器蓋14件。而銅器方面有銅鏡、銅鈴等其他共8件。

大部份的遺物都保存得很好,故此其研究的價值也相對地提高。而陶器則可分為炊煮器、盛食器、貯藏器及一些模型等。

 

當中以模型中的屋較為特別,因為我們可以從屋的型狀及結構,知道當時做屋的方法,其研究價值亦較高。屋是平面近方形的,上蓋為三脊四坡的曲尺形,各壁都刻劃有仿木構的線條,前壁有長方形門口,左壁有一側門。

上圖的屋開有一“鑰匙孔形”洞門,屋後右邊是一方形小院,用欄干作矮圍牆,矮圍牆有一洞門通外間,於後牆較高處有一方形洞通往小院。室內有一婦人抱子,一人舂米,室外有一犬;至於右邊的屋則有一洞門由室內通往小院,室內一人持杵舂米,室外一人簸米。

至於銅器方面,當中的銅碗及銅洗已殘破不全。但我們從陶器中的炊煮器、盛食器、貯藏器及剩餘現有的銅鏡、銅碗、銅鈴等可窺視當時人民的日常生活狀況及其所用的工具。

 

另一方面,一般傳統的古墓,考古學家都會不難找到人體的屍骸,但在李鄭屋漢墓當中,一點人體的屍骸都沒有,因此,不同的考古學家對此有不同的推斷,其中有三個較多人支持的見解:

有部份的考古學家認為李鄭屋村古墓是屬於“衣冠塚”,所謂衣 冠塚,就是人們以死者的衣飾或遺物建墓,以作懷念。

更有人認為此墓是屬於一位大將軍,由於打仗而屍首身在異鄉,故此李鄭屋漢墓中便沒有這位大將軍的屍體。

李鄭屋漢墓被發現時,入口處己受到明顯的破壞,故有人認為墓中的屍首可能是被盜墓者搬離墓中 。

雖然這個問題的答案經過多年的研究及討論也找不出答案,但能建這種規模的墓穴的人,非富則貴是可以肯定的。

 

年份推論

由於發現古墓時,香港並未有一隊正式的考古隊伍,而且沒有發掘較大型古蹟的經驗,對於古墓的年代推論,眾說紛紜。

 

對這問題其實可從幾方面入手,作出較準確的推論,分別是墓室的形制、磚紋的研究及陪葬品的形式。

廣東省於東漢時開始出現磚室墓,像李鄭屋漢墓的十字型凸頂磚室則於東漢中期盛行,但在後室有小龕的,卻常見於東漢前半期。

 

陪葬品的種類、形制和花紋與一般華南地區東漢墓葬所出土的基本相同。

至於磚上的文字,其中有「番禺」字樣,相信是製磚地。在孫吳時代,九龍已經歸入東莞(舊稱東官)郡,再非番禺,故可斷定墓磚是吳晉以前所製。除了「六十四」這一銘文外,其他的銘文都是較方正的隸書,這種字體也是漢代的金石銘文所常用的。

綜合以上各點,可以斷定李鄭屋漢墓的年代,大約是東漢中期,即公元第一世紀末至第二世紀中葉。


 

李鄭屋漢墓與漢代同期墓室的比較

首先,在文物發現上,李鄭屋漢墓的文物比其他同期的漢墓為少。例如在東漢時的墓室,文物古蹟可謂十分之多,包括有東漢時用具、瓷器和食具,當然最重要的是有東漢人的屍骨,對於考察當時的人和事,可謂幫助不少。但在發現李鄭屋漢墓時,發掘出來的文物只不過得五十八件,甚至連人的屍骨也沒有。故對於考察當時人和事的幫助可謂十分有限。

同時,李鄭屋漢墓的命名亦與同期墓室有所不同。例如在祖國中,考古學家發現了一些同是東漢的古墓,他們往往以古墓中的物事而為古墓命名。

 

好像在一個古墓的牆上,發現了一些驅魔治鬼的壁畫,考古學家便把它命名為《打鬼圖壁畫墓》。又好像一墓室牆上,刻劃了卜千秋夫婦升仙的情景,這個墓便命名為《卜千秋壁畫墓》。但在李鄭屋漢墓中,在牆上只是刻劃了幾個字,如:六十四、薜師等字,並無壁畫或特別的文物,故只以地名命名。

 

不過,李鄭屋漢墓在結構上和同期的墓室大致相同。好像東漢時的《東漢墓》、《打鬼圖壁畫墓》,都是以一個正中央為本,接著便有其他的墓室向四方伸展,大多是以長方形為主,呈現一個多角形的墓室。

 

發現古墓的意義

雖然在香港發現的東漢遺物並不限於李鄭屋漢墓一處(例如芬神父在南丫島所採集的香港「史前遺物」之中便有東漢陶罐),但李鄭屋漢墓的發現,對我們了解漢代文化和香港古代的研究的重要性是特別大的。

古墓出土的文物共五十六件,其中包括模型和陶製器皿。從房屋模型我們不但可了解漢代村落的建築、房屋的形狀,而且可以知道它的構造。從人的模型的活動,例如舂米,可以看出農業社會的片面生活情況。在發掘出的陶製器皿中,在用途上可分為飲食器、炊煮器和貯藏器三類,對我們認識漢文化和藝術起了幫助。

對香港古代歷史研究方面,古墓的發現證實了香港這偏僻的地方,也和中原文化有很大接觸的。有人假設李鄭屋漢墓代表一種與廣東「土著文化」無關的「外來文化」,想不到這堳雃迨妨e就是中原文化的一部份。

另外,這一墓葬的發現,也對瞭解香港歷史提供了比較實際性的資料。它反映了漢代香港居民的生活片面,而這種生活基本上是「漢化的」。廣泛一點來說,漢墓肯定了漢代中國文化的統一性。現今古墓坐立在市區屋村中,遺下歷史的痕跡,奠定了祖先活動紀錄的保存,待現今人們追昔。